［材料一]《弗拉斯卡蒂手册》将基础研究定义为：基础研究是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的界限其实非常模糊。真正的前沿技术多数属于基础研究范畴，如药物靶标的发现、分子网络育种、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癌症的免疫治、基因编辑、量子通讯、量子计算、类脑与人工智能、高温超导、智能材料、空间技术瓶颈等。包括科研机构、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以及从事医、通信、材料、能源等行业的大中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其使命应该包括：坚持纯科学研究，探索自然奥秘，促进科技自身发展；针对国计民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基础性研究，提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基础研究和科技进步犹如地基与高楼，没有深厚的基础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之如果基础科学研究扎实那么对于科技创新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带来关键性突破。纵览世界科技强国，虽然都有不同的特点，但呈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科技强国的形成和巩固离不开厚实的基础研究。近400年来，发生了若干次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通过一系列颠覆性技术（女口内燃机、计算机、网络等），推动了三次产业革命，铸就了辉煌的工业文明。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伴随着强国更替。欧洲人对基础研究的百花齐放推崇备至，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使欧洲的科学研究和创新推陈出新。英国作为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发源地，最先完成工业革命，一度为“日不落”帝国。欧洲主要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经济总量迅速超过亚洲，成为世界第一。其中德国借力于两工业革命，统一国家，于19世纪末成为欧洲新的霸主。美国得天独厚地享受了欧洲科技革命成果，20世纪中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国家。

［材料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Y于2019年5月在全国政协“创新驱动发展”专题协商会上指出，中国与科技强国之间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

自从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以后，中国科技投入持续以两位数增长，数年间成为全球第二大科技投入国，极大地推动了科技整体发展。然而，其中用于基础研究支出的比重一直徊在5%左右，远远低于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大约15%）。基础研究投入比例过低显然不利于原始性创新。

中国目前研发人均研究经费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经费的使用和分配缺乏科学性，合理配直有限的资源，对提高经费使用效率、防止滋生不良风气十分重要。

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确实过低，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企业主要用于产品开发，若大幅度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企业的支出结构需作重大调整，对企业来说，追求经济效益是优先选项。

当期有几个现象值得高度关注：一是学术不端屡有发生，不断触及道德底线，侵蚀着科学精神。二是人才计划有“帽子”化趋势。各类人才计划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现在人才计划过多，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许多头衔还演变成了“帽子”，分层地与个人待遇和科技资源配置挂钩，高尚的精神激励和荣誉激励若变成低级的功利导向。负面效应将不可忽视，这已受到科技界普遍关切。

近年间，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再上台阶，重大成果呈“星星之火”，正蓄积着燎原之势。一方面，要看到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近年来进展的确很快。中国高水平论文占比的上升速度很快。但另一方面，如果把这些学术产出的影响作为分子，产出量作为母，得出的质量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发表的文章虽然多，但质量仍不太高。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研究和开发队伍，其中基础研究人员目前为7%，整体比例仍然很低。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一流科学家，构成中国基础研究的精锐群体，在国际同行中收到高度关注，已不断有学术成果问鼎国际科学大奖，不可否认的是，基础研究人员的整体素质仍需不断提高。

国际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缺乏在科学发展上具备顶层设计能力、引领科学潮流、具备承担大科学项目能力的大师级人物”·进而导致“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缺乏开创重要新兴学科和方向的能力”。

2018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对全面加强基础研究作了部署，明确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三步走”的发展目标，为基础研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