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审读短稿，按照审稿的基本要求指出其中存在的错误或缺漏。就目前所知，最早在我国使用“出版”这个词的是 1833 年创办于广州的英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906 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其中提到“所谓记载物件者，或定期出版或不定期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法律文件上使用“出版”这一专业用语，该法把出版物称为“记载物件”，并给“出版”作出明确的定义。出版活动由编辑、复制、发行三个要素构成。作为一个完整的出版活动来说，三者缺一不可。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某些信息或文化的传播现象与出版活动有着近似性，包含了出版的某一个或几个要素，人们往往把这样的现象也称为“出版”，如博客出版、微博出版、微信出版等。对此，我们既要看到这些创作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化特征，也要看到这些传播现象具有一定的出版功能，要予以引导和规范。在数字化时代，出版活动对社会文化生活具有广泛影响，并且已经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引导和规范出版活动，需要正确把握出版物的三个特殊性：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的特殊性，使用价值与社会效用关系的特殊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的特殊性。其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的特殊性，是出版物不同于其他物质产品的最重要的特殊性，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出版物的其他特殊性。出版物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出版物中包含的思想、知识、艺术等精神文化内容，是在精神生产过程中由作者和共同完成的。读者购买出版物也主要是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无论从出版物的生产还是从出版物的消费角度来观察，都应该把它视为以物质文化内容为本位的精神产品。出版物又具有一定的物质载体，以承载精神文化内容，所以它又是物质产品。不过，出版物的物质生产过程与工、农业产品等其他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有着本质区别。出版物的使用价值主要在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它既可能产生正面社会效用，也可能产生负面社会效用。出版物的正面社会效用集中体现在正式出版物中，负面社会效用则集中体现在劣质出版物中。一本荒诞、淫秽的书，虽然也具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任何社会效用。使用价值与社会效用既可能一致，也可能背离，也是出版物不同于绝大部分一般物质产品的特殊性。出版物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出版物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既可能一致，也可能不同，甚至对立。这就要求出版单位正确处理两个效益之间的关系。出版单位要多出优秀出版物，尽量少出那些能赚钱的劣质出版物，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