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　　【给定资料】
　　1．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正在进行一场被认为是中国最“伤筋动骨”的行政审批体制改革。2012年7月中旬，第一批179个审批项目被取消。更令外界意外的是，50多个政府部门的家底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1120个审批事项被清理出来，“翻箱倒柜，不留任何死角”。
　　广东省人大已经通过了修订有关法规的决定，涉及地方性法规的第二批审批事项调整目录正在按程序报批。
　　地方无权取消中央规定的审批，被认为是审批改革难以推进的最大障碍，广东这次是如何做到的？过去十年，广东的审批改革搞了不下四轮，始终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此番痛下杀手“割自己的肉”，能做到釜底抽薪吗？
　　位于广州市东风中路309号的广东大厦，是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编办”)临时办公所在地。过去9个月来，这栋大楼的灯经常到夜里两三点还亮着。
　　“很多同志的近视度数都加深了。”省编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处长刘光大对记者说。由省编办这个相对超脱的部门牵头审批改革，尚属首次。“过去都由发改委牵头，但发改委本身的审批事项是所有部门里最多的，让他革自己的命，谈何容易？”
　　广东省编办接到牵头的命令，是在2011年11月“汕头会议”后不久。这是一次广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总结部署大会。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一席话，被认为是吹响了本轮行政审批改革的号角：“如果不在提升体制机制‘软实力'上狠下工夫，发展‘硬实力'的提升将难以持久，未来发展的路就走不好、更走不远。”
　　“汕头会议”一个月后，广东省转变政府职能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广东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联席会议同时退出历史。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亲自担任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原先联席会议里几十个部门首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相对超脱的“专家型”官员，如省政府省委政研室的副主任等。
　　改革力度也前所未有。刘光大回忆，省编办是倾全办之力，总共有五六十人参与这次改革。过去的审批改革大多依赖部门自报，一个部门真正有多少审批事项，谁也理不清。这回，省编办不打算再做“好好先生”。
　　自报过程的严苛，还体现在表格制作上。必须填报是否含子项、收不收费、办理时限等内容。“尤其是设定依据，必须列明是法律法规，是部委的红头文件，还是编办的‘三定'规定，都要写得一清二楚。”刘光大说，这样才能看出这个事项是不是依法设定，是否有充分依据。不仅如此，纵向来看，表格中分为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审批事项，以及不在审批范畴的行政执法事项、日常管理事项，这是为了防止有些部门偷梁换柱。
　　果然，第一轮自报上来，有些明明一看是审批项目，却列到日常管理里边；瞒报、漏报更是不少。有的部门报了个母项，但里边却藏着若干子项。一位知情人透露，广东某市一个部门只上报了一个审批事项，最后发现这个母项目下有44个子项。
　　刘光大说：“如果不把子项清理掉，母项是清理不掉的。”
　　可是，怎么甄别呢？广东省编办一是找企业、社会组织座谈，做调查表，听反方意见，甚至直接打电话问。例如，听说医院进口医疗设备都得经过卫生部门层层审批，刘光大觉得不可思议，就挨个给医生朋友打电话，询问有无这个审批，应不应该保留。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公开渠道查，如到这些部门的行政服务中心暗访，到官网上查查一项审批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审批项目总算被倒了个底朝天，新麻烦又来了——很多审批项目的依据张冠李戴。刘光大和他的同事们只得去查原始文件，光法律法规的资料汇总就好多本。就这样来回，光自报就报了两三次，一共清理出1120项。
　　2．以往的审批改革放内不放外、放小不放大。这次，省编办接到的指令是能取消坚决取消，能下放坚决下放：“凡是市场和社会能自我调节的坚决取消；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坚决转移给社会组织；凡是下级政府能够履行的坚决下放给下级政府。”
　　广东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是咨询委员会专家，他对记者说：“改革以取消为主，动刀的部位非常明确：投资、社会事业发展和非行政许可。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再捆住企业的手脚怎么激发市场活力？”
　　但要从自己身上割肉，难度可想而知。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厅长说可以放，到了副厅长那就说不能放，到了处长那一层说绝对不能放，到了办事人员那，就说打死也不能放。”丁力回忆，一些部门在存废问题上三番五次扯皮，说得最多的一条拒绝理由，就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帽子都很大，但安全的边界在哪是很难界定的。”
　　省编办展开了一套环环相扣的施压策略。打头阵的，是设在省编办下边的三个工作小组，光跟部门的协商会就开了九百多场。
　　专家是省编办祭出的第二大“杀手锏”。觉得哪个项目该取消，一般都会附上专家意见。刘光大说，开大会时，有专家在和没专家在，一些部门负责人的态度很不一样。“专家在，能发挥专业和社会监督作用，如果不在就少了很多避忌。”
　　工作小组如果还是协调不下来，就会请广东省编办主任亲自上阵。可编办跟各个政府部门属于平级单位，他们不愿放也没办法。这时，编办会把这些最难啃的骨头集中在一起，交给省领导拍板。
　　但行政一把手上阵，也不一定就能协调下来——有些部门说，这涉及省里的法律法规，甚至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没权动。丁力回忆，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的能源定价问题，专家就认为应该取消，但省发改委认为，定价是由国家发改委负责的。
　　省里的法律法规好说，中央法律法规怎么办？听说连中央的审批也可能被革掉，一些部门开始进京“上访”。咨询委员会成员黄挺告诉记者，很多部门把中央部委拉出来，然后部委跟省里讲，这个项目不能撤销。
　　2004年，时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玉斌在媒体访问中说：“就全国而言，审批项目总数的60%，是由国务院部门规章以上层级设定的，地方设定的不过40%。而地方对中央的审批项目又无权变动。”
　　中央部门一个重要的扩权渠道就是部门立法。“很多本该由全国人大起草的法律，都是由有关部委起草的，部委通过立法过程固化部门利益。”黄挺说。
　　对于广东主政者来说，要想破解阻力，首先必须获得国务院及各大部委的认可。
　　2012年两会期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跟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谈起政府放权改革的阻力时说：“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两会期间，广东省委领导曾特地拜会国家工商总局。之后不久，国家工商总局就出台了一个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工商总局支持地方经济改革创新力度最大的文件。其中重要内容，是支持广东在特定区域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
　　2012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朱小丹给国务院写信，请求给予广东先行先试的权力。同时，一份涉及中央法律法规的广东审批事项目录，也提交给了中央有关部门。
　　咨询委员会专家、广东省政府参事、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在年初看到了这份要上报给中央的材料，广东省委领导给国务院写信后不久，就收到了肯定答复。温家宝、李克强、马凯等都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各部委支持并大力配合广东的改革。
　　中央力挺，给广东吃了颗定心丸。2012年7月17日，广东省召开行政审批改革动员大会，发布第一批调整的审批事项目录，其中取消179项审批项目，转移55项，下放115项，委托管理5项，要求年底前全部实施。
　　3．广东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提速，始于2009年。当时广东仍未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中缓过神来，要想转型升级，解决转型期的深层次矛盾，路子只有一条：在党和政府自己身上“动刀”。
　　第一个突破口是大部制。深圳和佛山顺德率先获得试水资格。顺德搞“党政合署”，41个党政机构精简为16个，当时舆论惊呼“石破天惊”。
　　但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很多人发现，部门合并后，职能依然没有多少转变。“‘三打两建'，可以惩治腐败，但政府职能如果不转变，打掉一批会很快成长一批。”丁力说。
　　“瘦身”只是物理变化，“减负”这个化学变化被提上议事日程。“一定要使政府行政权力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得到纠正。最关键的就是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陈鸿宇说。
　　第一个吃螃蟹的还是顺德。2011年8月，顺德成为广东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试点，提出“大部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路径。政府在放权的同时，也在培育社会组织和法定机构。
　　从大部制改革走向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在改革起草者看来，既是避免旧体制复归的必然路径选择，又为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有些部门整合之前，本身的审批权限比如只有10项，清理阻力就大，但几个部门合并后，加起来可能有100项审批，清理掉几十项是可以接受的，”刘光大说。
　　2012年广东将进一步推广顺德经验，扩大大部制试点范围，2013年将在全省推广大部制。广东省要求，2012年年底前完成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市一级要在2013年一季度，县一级要在明年上半年基本完成本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为了防止审批像割韭菜割而复生，审批事项的转移、监管办法正在制定中。外界的另一疑问是，审批没了，官员们是否没活可干了？刘光大说，过去以审代管，审批完好像就完事了。“谁审批、谁监管变成一句空话。”
　　广东正在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宽准入严监管”转变。刘光大说：“到时候，会把节余出的大批坐在办公室搞审批的人员，安排到大街、商店、河边和工厂去，现场巡逻勘察、调研取证、执法监管，你说会比过去更忙了，还是更闲了？”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1～3”反映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要求：问题概括准确，建议有针对性，不超过4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