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给定资料4：
　　在国外儿童保护体系中，家庭是首要责任主体。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儿童保护及其他福利权利，国家和社会在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方面承担补充责任，强调儿童的养育和保护的首要责任主体是父母和家庭。
　　美国也是如此，在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经过百年的发展后，最终形成了明确的政策指向，进一步肯定了家庭对于保护弱势儿童的核心地位。由于家庭是儿童的成长最佳环境，对弱势儿童的救助国家注重维持其家庭环境的完整与良好，并尽量为儿童提供永久性的家庭安置，以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
　　对于不能为孩子提供良好成长环境，无法实施有效监护的家庭，国家还会通过“监护权转移”的方式，剥夺父母监护权，并对监护权转移之后的工作进行系统性追踪。美国父母对孩子的照护权及监护权弹性浮动，一切以孩子的最高利益为原则。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24小时都处在直接监护下，否则监护人就有可能犯“忽视儿童罪”。任何人见到儿童被忽视而不举报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美国人特别喜欢管“邻居家的闲事”。
　　接到举报的儿童福利工作者核实后如发现确有儿童遭虐待或忽视的情况，儿童保护机构或法院会评估案件，决定采取何种干预措施。根据案情轻重，干预措施可以是志愿性的协助或服务，也可以是法庭强制性的监管措施，甚至中止父母的监护权。
　　针对被剥夺监护权的家庭，通常政府会介入，孩子由政府福利机构暂时收养，直到找到合法合格的临时监护人。对于这些父母，儿童保护方面的机构会安排专门的心理工作者对其进行心理矫正辅导，辅导结束后再由相关机构进行评估，评估合格者才能再次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转移监护权要求整套社会和法律系统有很高的成熟度，在转移监护权之后，不但能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更要有利于孩子的精神和心理成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中国一些地方也曾将孩子交给民政部门监护，但民政部门实际很难监护好孩子。
　　对于中国是否适合美国式的监护干预制度，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指出，除了儿童群体极其庞大之外，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制度，让合适的个人或机构来替代孩子的父母履行监护责任，也没有专门而稳定的财政支出来承担各项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执法部门无法强制性地帮助一些孩子脱离已经深陷其中的生活和心理泥淖。”

给定资料5：
　　在与外出打工父母对话的过程中，经常听到类似“我们在外面太远顾不上，就只能让老师多费心”的话。在北京做快递员的王全生有时候送完快递已经是晚上9点多，周末也不能休息，“我忙得连喝水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哪有空想孩子这事儿那事儿的。在学校就是交给老师了，放学有他爷他奶奶看着。”面对“你关注过孩子的心理状况吗，关注过他的性格、情绪吗”等问题，王全生撂下一句“我小时候也没人管过我啥心理啥情绪，农村孩子，不都是这么胡乱长大的”，骑着电动三轮车奔向下一个送货点。
　　更有年轻人生了孩子就扔回老家，除了偶尔寄钱回去，完全没有想过作为父母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打工的时候遇上了我老公就在一起了，有了孩子就生了，没想太多，也没啥计划。”25岁的陈玉妹在河南漯河做美甲师。每天晚上下了班，她都会去公园跳舞，或者约同事逛街。“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每次打电话孩子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根本不想过那种一天做三顿饭，伺候孩子伺候鸡、猪，三五天也洗不上一次澡，一年在地里也刨不出两万块钱的日子。”
　　毕节四个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的惨剧发生后，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问责：七星关区副区长杨黔、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包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聂宗献、乡长陈明福被免职，另有乡干部、村干部、学校老师受到纪律处分。
　　“据了解孩子的母亲离家不归，外出打工的父亲在事发前一段时间也联系不上，孩子们出了事，相关干部和老师被问责，家长却没有被追责，这会不会鼓励更多的家长对孩子不负责任，完全指望政府？”当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道出了疑惑。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心理教研员曹薇分析，一个孩子带着弟弟妹妹走向死亡的道路，他的心理健康一定存在很大的问题。心理问题的根源，家庭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是学校和社会。很多家长有误区，认为他们将孩子抚育到三岁送入幼儿园后，就归老师和政府管了，他们的职责就不存在了。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妇联主席吴洪芹还有一个身份，是福建省妇儿工委副主任，负责协调妇儿相关工作。吴洪芹介绍，福建全省有20多万留守儿童，她曾与福建省相关负责人去调研。“去了闽西北的一个县，那里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吴洪芹说，这一蹲点就是三个月。调研发现，有个别外出打工父母存在“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行为；极端个案是，有的家长给当地乡长、镇长门口贴个条，大意是“我走了，娃留下；他出事，你下岗”。
　　“这就是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吴洪芹说，这种把教养子女的责任完全推卸给政府和社会的行为，不仅仅是失职，甚至可能催生留守儿童犯罪问题，“因为现在少年儿童出的问题，更多是因为缺少家长陪护。”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关注到了2016年国务院针对留守儿童发布的相关文件。倪邦文表示，今后如果留守儿童出现问题，父母应负首要责任，同时加以各方社会力量辅助。“刚性约束加柔性调解，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有媒体评论指出，贫穷、流浪与关爱自己的孩子并不必然冲突。唤醒农民工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对子女成长的关爱，比零星或偶尔为之的社会帮扶要重要得多。
　　贵州省妇联权益部部长任亚军建议提高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希望劳动力流入地政府和企业能够配合做好务工人员的家庭教育工作，提高强化他们作为监护人的责任意识，并安排探亲假等，让务工人员能定期回家看望孩子。

　　请根据“给定资料4～5”，谈谈与美国相比，我国在儿童监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
　　要求：分析恰当，文字简练。不超过300字。